产粮大县如何“破茧”化为农业强县
来源:农民日报
西堰村依山傍河、田少坡多，是四川省荣县众多丘陵农村中的一个。
这个小村庄，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相当长时期里难觅温饱的路子；改革开放后，靠着稻菜轮作的法子“稳住粮食，赚到票子”；过去二十年中，又遭遇了农村劳动力外流、农业产业化水平不高等发展困境，但最终，西堰村民凭着超前的眼光、创新的勇气和持恒的奋斗破茧成蝶，实现了村美民富产业兴。
如西堰村一样，荣县不少的乡村都经历了大致趋同的发展过程，完成了从瘠薄的丘陵地中刨食到淘金的转折，共同谱写了增粮兴业富民的县域发展交响曲，如今正并肩走进乡村振兴的蓝图里。
一路走来，西堰村民，同荣县50万农民一起，迈过了限制乡村和农业产业发展的一道道坎，为回答“产粮大县如何迈向农业强县”的难题贡献了经验和智慧。
一破“粮强民不富”难题
粮猪安天下的四川盆地，农业生产资源禀赋优越，涌现出不少产粮大县、生猪养殖大县。然而，粮强民不富，一直是困扰这些农业大县的难解之题。
荣县在一段时间内亦曾如此。
新中国成立初期，得益于兴修水利扩大保灌面积，逐步改变粮食“风调雨顺大增产，一遇干旱垮下来”的局面；再加上引进作物良种、合理施肥等原因，这座丘陵县的粮食产量稳步上升，1949年还不足15万吨，1978年就翻番到30.97万吨，实行联产承包后的1985年更是达43.98万吨。
就这样，荣县硬是依靠人努力，跻身荣誉与使命兼具的“产粮大县”之列。然而，农民人均只有1亩多耕地，种粮效益并不高，要进一步从土地里再刨出一个好光景，却是难上加难了。
但是，荣县为粮“茧”所缚却并未困顿，30多年里不仅抽茧成丝——变稳粮责任为发展基石，而且羽化成蝶——实现产业繁荣、农民富裕。
近年来，荣县二三产业快速发展的同时，农业也没有掉队，产业规模不断扩大，在全县GDP中占比约1/4。特别是做到了粮食面积和产量始终不降、蔬果茶等特色产业产值竞相上升，从一个计划经济时期的“交粮大县”，成长为农业产业全面发展的“N好生”——11块国家级、16块省级农业类先进牌子挂满荣誉墙。
过去5年，荣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平均增速超过9%，去年达到15692元，较全省平均水平高出2361元，较全国也高出1075元，被评为四川省农民增收工作先进县。
荣县破题的办法，并非石破天惊的“创举”，而是根植于数千年中华农耕文明之中的古老智慧——粮经复合、稻菜轮作。
农业的自然属性决定，在有限的空间里获得尽可能多的产出，必须高效地利用土地。这一朴素的道理，在荣县被西堰村民率先付诸实践并取得巨大成功。
上世纪80年代末，计划经济体制冰封渐融，农产品市场逐渐放活。旭水河畔西堰村的水稻收获后，几户农民试着在晒干的稻田里种下茄子、番茄等越冬蔬菜。来年5月，蔬菜收尽，村民们又在菜地里灌上水，再种水稻。
稻菜轮作，粮食有保证，还能多收一季菜。尝到甜头的村民继续干，看在眼里的同村人也开始模仿。一些种植户还将外出务工村民的地流转过来，逐步扩大规模。稻菜轮作模式以西堰为中心，在该村所属的鼎新镇逐渐推开。
然而，村民种菜都是土把式，在现代技术和市场营销方面都是两眼一抹黑。怎样让菜产得好、不愁销、价钱高，村镇两级经过持续努力，支持、鼓励菜农抱团建合作社，培育了一批业务素质强的农业技术员和营销经纪人队伍。
时值5月，其他地方的番茄、茄子等还未大面积上市，西堰村的“菜农”已经开始“数票子”。“稻菜轮作，村里的蔬菜错季上市，村民的收入更高。”村党支部书记、种植大户陈万洪流转土地30多亩，蔬菜上市旺季每3天就能售出一车菜，每车纯利润上万元。
“面积从几十亩起步，发展到现在的4万多亩，去年全镇蔬菜产值4亿多元，平均每亩产值过万元。”鼎新镇镇长宋世金说，再算上每亩超千斤的水稻收成，就有了老百姓口中的亩产“千斤粮、万元钱”。
如今，鼎新镇的蔬菜产业，无论是优良品种、先进技术的引进推广，还是安全用药、质量检测的指导实施，亦或是包装储运、销售入市的顺畅连接，都已较为成熟完善。
鼎新种菜，荣县其他乡镇则发展起茶、柑橘、中药等产业。荣县县长郑小清介绍，荣县100万亩粮食生产面积中，至少1/3是水旱轮作、粮经复合基地，催生了全县21个“现代农业万亩亿元示范区”。
“稻菜轮作的价值不仅在于实现了农业生产在时间与空间上的延展，更蕴含了荣县农民对土壤健康的关照。”四川省农业科学院研究员唐丽分析，一季水稻后，土里的病原菌和虫卵大大减少，蔬菜病虫害发生风险降低；同时，水旱轮作使土壤里的厌氧有氧微生物交替繁殖，有利于土壤理化性质的改良，更加适宜绿色和无公害蔬菜的生产。2017年，荣县成功跻身全国首批农业可持续发展试验示范区。
二破“内卷化增长”魔咒
如果一个区域的发展只能停留在简单层次上的自我重复，而无渐进式的发展，学术界就称之为“内卷化增长”。
对荣县而言，季复一季的稻菜轮作，意味着农民年复一年地劳作其中，仅靠劳动力的重复投入而无种植模式、技术的升级进步，显然就中了“内卷化增长”的魔咒。
当了解到荣县近年来在农业产业提质增效方面的做法时，记者的顾虑打消了。曾长期从事农业工作的荣县政协主席邹崇霞告诉记者，在品种革新和增产技术同时作用下，荣县水稻生产的成本在下降，亩产却在稳定上升。
旭水河、越溪河两岸的稻田，一畦连着一畦，像一条翠绿的玉带紧贴大地，足有上百公里。荣县以政策鼓励推广蓄留再生稻，每年8月下旬，头季水稻收割后，稻农会往田间施洒促芽肥，稻桩重新发苗、长穗，两个月后可再收一季稻。
去年，荣县蓄留再生稻面积达28万亩，平均每亩因此增产150公斤以上。
农业科技这一现代农业要素的注入，让荣县人挑起保障粮食生产重担的信心倍增。2018年，荣县在连年获得中央财政产粮大县奖励的高起点上自我加压，定下了用5年时间增产10万吨粮、创建年产粮50万吨国家超级产粮大县的新目标。
粮食生产稳中有升，荣县在发展经济作物上更放得开手脚了。1月，旭水河沿岸的29万亩蔬菜开始采摘上市；3月，西北山区的10万亩茶园吐翠；5月，新桥镇的2万亩枇杷黄透了；8月，乐德镇红土地上的小辣椒红彤彤；从9月开始一直到来年3月，全县22万亩早、中、晚、极晚熟柑橘渐次成熟……春夏秋冬，四季农忙。
在县委、县政府的努力下，以四川省蔬菜首席专家李跃建为首的四川农业科学院川南蔬菜专家工作站落地荣县，包括优选品种、嫁接防病及集约化护根育苗技术、设施优化与调控技术、冬春促成夏秋避雨技术、水肥一体化减肥增效技术在内的10大绿色蔬菜生产技术得到较普遍的集成应用。
值得一提的是，为了尽可能减少劳动力投入，荣县正努力推动适合丘陵地区的农业机械普及。在鼎新镇，一项利用小型旋耕机实现“免耕”的技术得到了普遍应用——收完菜灌上水后，农民直接在种菜的厢沟上插秧，水稻收获后，用机械稍微将土翻松，不用重新开厢便可种菜。
一项项科技要素进了粮田菜地，限制特色农业产业发展“内卷化”的魔咒被彻底打破，荣县稳粮增收的底气更足。
三破“结构性失衡”困境
河口镇是荣县最南部的乡镇，再往南就是有“长江第一城”之称的宜宾市了。让河口镇声名远播的，不是她的万亩柑橘和稻田，而是烧烤。河口镇副镇长虞文春告诉记者，河口镇足有数千人在陕西西安、四川成都等地做烧烤生意。
窥一斑可见全豹。在荣县，常年外出务工的农民有20多万人，占农村劳动力总人数的近60%，农村劳动力结构性短缺愈发凸显，“谁来种地”问题随之而来。
与此同时，由于市场逐渐发生变化，荣县农业产业内部品种之间也出现了结构性失衡。古佳镇河坝湾村是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大面积种植柑橘的特色产业村，如今效益不好的早熟品种占了大多数，效益最好的晚熟品种仅不过15%。
此外，产业链条短、有规模无品牌等问题也开始困扰荣县农业产业发展，如县北山区20万亩茶园（其中10万亩为油茶）已成为四川早茶的核心产区，但荣县茶企业、茶品牌尚没有发展起来。
要一一打破这些困境，必须借助有形之手的力量。
在荣县县委书记韩明祝看来，荣县农业产业升级有经验技术、交通运输、市场营销等优势，只要政府引导得当，就一定能再上层楼。
“我们县生态环境好，长期以来在农民中间沉淀了丰富的粮经复合种植经验，农户的观念开明超前，对新技术的吸纳能力强，规模也有了一定基础，在‘种得好’方面不成问题。”韩明祝进一步分析说，穿过或邻近荣县的高速公路就有4条，雅眉乐自城际铁路正在建设中，农产品能够快速“运得出”；成渝城市群的繁荣带来了更广阔的市场，荣县一大批职业经理人队伍在外积极开拓市场，好产品定能“卖得俏”。
韩明祝的认识，目前已成为荣县广大干部群众的共识，并且落实到行动中来。
2018年，荣县结合自身农业农村发展实际和弱项短板，确定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358”（三区建设、五个转变、八大工程）工作思路，将长江上游丘区生态循环农业绿色发展样板区、全省农业农村改革试验示范区、盆地中部浅丘农产品主产区作为荣县进一步稳粮富民的三大立足点，着力建设茶、果、蔬三大产业环线，打造20个现代农业园区，发展“1+4”主导农业产业。
涉及土壤提升、水体保护、农业生产全过程管理、科技投入、金融支撑等方方面面的一揽子鼓励扶持政策已经出台并初显其效——新桥镇赶场冲村，青年许高明与新婚妻子一起回乡办起了家庭农场，养川南黑山羊、种新桥枇杷，试水网络销售；正紫镇刺芭塘村，返乡农民工张熙流转了200亩坡地，栽新品柑橘苗，套种上小辣椒；在观山镇，种粮大户们纷纷发展起了稻田生态种养，稻田里养鱼虾、育鳖蛙……在稳粮兴业富民的发展之路上，荣县马力全开，动力十足。
调查手记
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荣县农业农村70年破茧、蝶变的历程，源于这里的农民在丘陵上创新、于山地上拼搏，其中蕴含的经验与规律值得深思总结。
荣县增粮兴业富民的成就，离不开逢山开路的进取精神。纵观新中国成立以来农业农村的发展，荣县在资源禀赋并不优渥的情况下，通过修水利、引良种、学技术等，使得粮食产量节节高，硬是为国扛起粮安重任；改革开放潮涌，面对产粮大县反“为粮所困”的难题，荣县农民没有作罢，而是立足实际勇创新，因地制宜做规划，面向市场找办法，涌现出了稻菜轮作、粮经复合的好模式，实现了亩产“千斤粮、万元钱”的好效益。
荣县增粮兴业富民的成就，得益于对传统农耕智慧和现代农业科技的兼收并蓄。从西周“荣公封国”于此，3000多年的漫长农耕史积淀的经验、传承的智慧，成为荣县在山区丘陵发展农业的宝贵财富。荣县在传承、吸收的基础上，积极引入现代农业技术和生产要素，让自然再生产的潜力得到更大释放，让同一块土地带来更多产出。
荣县增粮兴业富民的成就，是基于对市场发展趋势的准确把握。荣县农民居于山区，但观念灵活，敏锐地从国家市场经济转轨中捕捉到机遇，通过调整种植结构，探索粮经共作，将有限的耕地用于农业商品生产。并且，早在上世纪90年代，荣县一些村镇就开始在绿色蔬菜生产上率先发力，走生态农业路子。这在现在看来或许称不上“出奇制胜”，但在当时能够窥探到市场需求先机，并大胆尝试、付诸实践，打造无公害蔬菜基地，发展可持续农业，实属难能可贵。
荣县增粮兴业富民的成就，还源自对产业发展规律的深刻理解。荣县在发展经济作物的过程中，注重提升产业化水平和区域化分工。以鼎新镇蔬菜产业为例，该镇从育苗、种植、采摘，到包装、储运、销售，实现了全链条的分工分业，技术员、种植户、经纪人等各司其职，有效提升了效率和效益水平，带动了更多人增收致富。此外，荣县根据北部山多、南部丘浅的地貌特征，统筹规划了经济作物产业发展环线，宜茶则茶、宜果则果、宜蔬则蔬，鼓励“一村一品”或“一镇一品”，避免了恶性竞争，契合了产业发展规律。
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结束调查之时，记者回望在荣县乡村的行与思，对那些丘陵地上的农民充满了信心——他们在过去70年间所展现的创新拼搏精神、所积累的增粮兴业智慧、所传承的中华农耕文明，一定可以在乡村振兴的伟大实践中迸发出时代力量，助这方土地上的农民们过上更好的日子，促这个砥砺奋进的农业强县不断蝶变、振翅高飞！
三评“理性追星”之三：让星光化为心光，追逐更好的自己
作者：吕帆
追星不是现代才有的现象，对容貌姣好、才华横溢、能力超群者的仰慕迷恋，自古有之。围观、打赏、应援，古人的追星方式似与今日并无二异，但《世说新语·容止》中又写下了一个更具启示意义的故事：“卫玠从豫章至下都，人久闻其名，观者如堵墙。玠先有羸疾，体不堪劳，遂成病而死。时人谓‘看杀卫玠’。”容貌俊俏、丰标不凡的卫玠，虽然收获了众多拥趸，却因体弱不堪身心疲惫，在巨大的社会舆论压力中，憾然死去。追星，不仅是个体的狂欢，也具有重要的社会价值、商业逻辑、伦理维度和价值观引导的议题。
近年来，随着娱乐产业、粉丝经济和互联网科技的高速发展，追星文化的样态日新月异，不仅粉丝群体内部的分层分级愈加复杂，粉丝和偶像之间的关系也更加多维，更是催生出了两者共生同荣的产业形态——追星，已是青年亚文化的重要景观之一。而在较长时间以来，“粉丝”在大众、媒体和学界看来，更偏向一种带有青少年反抗特质的亚文化群体的描述，基于这种认知的粉丝心理分析也往往带有病理诊断的意味。但事实是，当代大众文化视域下的粉丝行为，早已不是小众的爱好或狂热，而是自由社会和商业逻辑里的一种可提供共情、共鸣、共赢的行为。
对于粉丝来说，追星的意义是什么？起码可以从两个维度进行分析：第一，获得情绪价值；第二，找到人生榜样。
前者在呼吁个体价值的当下，是很多粉丝追星的“尚方宝剑”，因为对年轻人来说，“喜欢本身就是价值”，即便这份喜欢存在不理性、不客观的因素。但正是因为不是每个人都有勇气，赌上一切去成为万众瞩目的明星，站在华丽的舞台上的明星便成为了很多年轻人的心理投射，而明星展现给大众的基本是经过深度包装的形象，这种获得众人追捧的“完美形象”，会给粉丝提供一种“和你在一起，我也变得优秀”的快乐和价值。
但后者才是追星的更高价值。他们追逐的明星不是仅因颜值、流量、话题，甚至不是一时爆红的作品，而是因为在长期的观察和了解中，明星的优秀品质让粉丝可以成为更好的自己。比如在某网站上，有一位喜欢陈奕迅20年的粉丝理性地分析自己追星的原因：第一，TA欣赏陈奕迅对待工作的态度，第二，TA欣赏陈奕迅对待人生的态度。通过20年的观察，TA发现世界上有一个如此认真、豁达、上进、有责任感且自由坚强的人，这给了TA很大的鼓励和安慰，可以去追逐更好的自己。
是的，追星的本质，应是通过那颗闪亮的星，去追逐更好的自己。从发展心理学上讲，“模仿”和“想成为某人的样子”，往往是青少年成长的重要动力之一，应让这双刃剑为己所用。
而从历史上看，追星者固然不乏冲动、狂热之士，如唐朝隐士魏万不远千里，只为见李白一面，表达自己“君抱碧海珠，我怀蓝田玉；各称希代宝，万里遥相烛”的崇敬之情；街卒葛清因敬仰白居易，“自颈以下，遍刺白居易舍人诗”，人称“白舍人行诗图”；汤显祖的女粉丝“自矜才色，不轻许人”，非汤显祖不嫁，但不远万里见到偶像本人后，发现对方竟是个“伛偻扶杖而行”的老翁，竟投湖自尽；清代书画大家郑板桥崇敬青藤老人徐渭，自称“青藤门下走狗”。种种案例贯穿今古，这份对偶像产生的极端爱慕之情，都可以被总结为“不计代价的爱”和“不容异己的排他”，至今仍在以“饭圈”为代表的群体中屡见不鲜。
但我们也应看到，古往今来，还有很多因追星成功而成就自我，甚至影响了更多人的故事。《列子·汤问》中记载，钟子期对伯牙的琴技憧憬向往，但在二人的真诚交往中，才诞生了“高山流水遇知音”的佳话，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说，是粉丝成就了偶像；北宋时期，苏轼写《谢欧阳内翰书》给欧阳修，明确表示要追随先生，力整当时浮华萎靡的文风，欧阳修也对晚辈提携有加，让“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的美誉流传天下；周星驰将李小龙视为毕生偶像，资深“龙迷”的他在电影中多次致敬、传播李小龙的精神与哲思；李安说自己十八岁时第一次看伯格曼的《处女泉》，从此生命便发生了改变，后来在拍摄《色戒》时困苦不堪的李安，曾主动飞至法罗岛求见伯格曼，两人相见时，李安在偶像的怀里哭得像个孩子；而在刚播出不久的《快乐老友记》第二季中，张远也因偶像张信哲的到来多次感动唏嘘，因为对方的歌曲曾指引他成为一名歌手，即使这个身份为他带来了人生的大起大落。
可见，追星不是问题，问题是在提供情绪价值和爽感、快感之外，这颗“星”对年轻人的人生和价值观会产生引向何方的力量？如让粉丝一味地“向外看”，恐怕不是我们期待的追星，而一位偶像若能让热爱TA的人“向内寻”，去发掘自我的激情，找到彼此的差距，成为更好的大人，这种追星不仅不应阻碍，反而应更多地鼓励。
因此，我们应看到，年轻人追星具有自我表达的需求和较强的社交属性，不应片面、极端地将“追星”等同于“不思进取”或不可理喻的“小众行为”。当下我们更需思考的是：“星”如何成为他人的向导？“星”怎样引领价值的方向？“星”如何在文化产业事业中发挥更大的社会效益，而非仅仅是满足一幅皮囊下的一己之私。
我们更应谨慎地关注，由于互联网带来的高参与感、低边界感，加上青少年身心发展尚未成熟，一些青少年在追星中或被人利用或走上歧途，令追星行为时有“失范”甚至造成恶果。据媒体报道，已有不少以“明星”身份行诈骗之实的案例，通过QQ、微信群被不法分子以提供明星行程信息、粉丝团福利等原因而造成的单人损失，从几十元到几十万元不等；一些泄露、倒卖明星出行、酒店信息的做法，已形成互联网灰黑产业链；粉丝群对内部进行分层分级的严苛管理和统筹，对未成年人进行PUA、人身攻击、人肉搜索和网络霸凌的事件已不是个案；“饭圈文化”“私生饭”“粉丝互攻”“刷好评刷恶评”等畸形现象的背后，更值得整个社会的深思。
“追星”的前提是自我认知，“理智追星”的本质是要求心智上的成熟，是发现他人优秀的特质而产生自我发展的动力和信心。触不可及的星辰之所以每每令人向往，并不是因为高高在上，而是它们的存在，提醒我们还有很多美好的事物值得追寻，还有很多人生的奇遇值得期待。人与星光最好的关系，也许不是彼此拥有，而是互相照见，让头顶的星之光，照亮脚下的前行路。
（作者吕帆系北京大学融媒体中心音视频办主任）
来源： 光明网－文艺评论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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