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天宝格式软件下载直到长安十二时辰剧终，才读懂了张小敬的初心和使命

用户投稿 2025年06月21日 10:32:04 29 0

直到长安十二时辰剧终，才读懂了张小敬的初心和使命

《长安十二时辰》的剧情，实际上是一个初心与使命的故事。

剧中各色人等，俱有初心。

林相的初心是天下万事，仅由法制。

圣人的初心是万寿无疆，盛世久长。

太子的初心是顺利接班，推行新政。

李必的初心是当上宰相，匡扶社稷。

张小敬的初心是护百姓平安，“看到大家伙都乐乐呵呵的，就知道自己没白忙活。”

只是很多人的初心只是嘴上念念不忘，

心里却早已蒙尘，不见回声，污浊不堪。

正是对初心的背离，对使命的失守，

导致大唐国运在天宝年间无法挽回的断崖式下跌。

而初心大坝的第一处管涌，

便是唐律被玩弄于股掌之中。

被肆意践踏的唐律

中华法系源远流长，而唐代为其鼎盛辉煌时期。

唐朝以“律令格式”为基本骨架，建立了完整的法治体系。

《长安十二时辰》对此多有展现。

靖安司证物室墙上有“验诸证信，必反复参验，审察辞理；而立案同判，违者杖六十”字样。

这段文字出自《唐律疏议》卷二十九《断狱律》，但前后颠倒、错讹脱漏甚多。

原文为：“诸应讯囚者，必先以情，审察辞理，反复参验；犹未能决，事须讯问者，立案同判，然后拷讯。违者，杖六十。”

这是唐律关于审讯制度的重要条文。

要求司法部门审讯犯人时，先根据犯罪事实审察供词，并与其他证据反复比对验证。

如还无法作出准确判断，才能用刑拷问。

拷讯的经过必须完整记录在案。

司法官员如不遵守这套程序，直接对犯人大刑伺候，严刑逼供，就要吃六十下大板子。

除此之外，唐律还规定，用刑不能超过三次，每次间隔必须在二十天以上，犯人如果顶住三次用刑还不认罪，则可取保释放。

司法官员用刑致人死者，要判处徒刑三年。

唐律强调通过“反复参验”的方法，综合利用各种证据确定犯罪事实，用法律将刑讯限制在一定范围内，要求依法刑讯，体现了中华法系的人性光芒。

剧中丁老三问张小敬：“你办完差，朝廷给你什么好处啊？”

张小敬答：“回死牢，等斩刑复奏。要是运气好的话，还能再看一眼柳叶子。”

言语间，无限凄凉。

这一细节，又牵涉到唐代的死刑复奏制度。

已经被判处死刑的人犯，在行刑之前要再次奏请皇帝核准，方可处死。

即使是皇帝下令斩立决，执法部门也必须反复上奏请示三至五次，得到最终核准后才能执行。

复奏速度不能太快，必须隔天进行。

五复奏，行刑前一天复奏两次，当天复奏三次。

三复奏，行刑前一天复奏一次，当天复奏两次。

如不等皇帝核准就处决人犯，执法官员要流放两千里。

即使皇帝批准了死刑判决，也要等到诏书到达三天后才能执行。

执法官员如敢提前行刑，判处徒刑一年。

复奏期间，案情如有变化，还可以及时纠正。

这就给了皇帝足够的空间严格按照律文定罪，有足够的时间思考是否必须杀人，以免错杀。

唐律如此完善进步，和林相分不开。

正如上篇文章所言，在玄宗时期唐律的修订完善上，林相的贡献颇大。

他对当时的律令格式进行了全面清理，一手制定出具有行政法典性质的《唐六典》。

剧中的林相，时不时将严守唐律挂在嘴边。

谈到圣人让他代政时，林相说：“凡事，仅由法制。只要法理正确，千秋万代将铭记我大唐在天保年间是如何的繁盛无双。”

刑部尚书为罗织李必等人罪名，建议在供状上做文章时，林相反对说：“唐律是我修的，我得守。”

俨然以“依法治唐”为己任，似乎要做依法理政的表率。

但林相及其党羽对唐律的坚守，更多的是以法律的名义打击政治对手，争夺对朝政的主导权。

为夺靖安司之权，林相让吉温、元载直接搬出了《唐六典》。

剧中元载在靖安司诸人面前，字正腔圆地读道：“《唐六典》卷十三，凡两京城内则分知左、右巡……则量其轻重而坐所由御史。”

按照《唐六典》卷十三《御史台》中收录的唐代行政法规，御史台作为唐代中央最高监察机构，主要任务是监察中央和地方各级官员的言行职事是否合乎法律规范。

这就有了司法职权，同时具有起诉、审判等权力。

御史台甚至还设有监狱，被称为“台狱”。

殿中侍御史作为御史台重要属官，其中一项司法职责就是巡查京师长安地面上的不法之事。因此，吉温以御史台殿中侍御史的身份接管靖安司，确实有法可依。

但读完《唐六典》，元载意犹未尽，又读起《百官志》。

按照剧中元载所读“左巡知京城内，右巡知京城外……金吾、县狱”，可知这一内容出自《新唐书》卷四十八《百官志三·御史台》。

这就是明显的bug了。《新唐书》是北宋欧阳修、宋祁等人在宋仁宗嘉佑五年（1060年）修成，元载读这段文字是在天宝三载（744年）。

也就是说，元载提前316年，就精准地预测到了欧阳修他们要写的文字。

如此穿越，哥也是醉了。

如果说林相动用《唐六典》，以法律的名义夺取靖安司之权，还算于法有据的话，那他在审理何孚时，赫然拿出御史台、刑部、大理寺三枚大印，已经是知法犯法、违律专权，视大唐司法体制如无物。

按照唐律规定，朝廷遇有重大疑难案件，由大理寺与刑部、御史台组成“三司”联合审讯。

三司推事，旨在防止个别部门营私舞弊，避免冤假错案的发生。

但在圣人将朝政几乎全部交由林相打理的特殊政治背景下，这一用心良苦的制度设计，简直成了形同虚设的摆设。

当李必看到林相让刑部尚书在供状上，依次盖下刑部、御史台、大理寺官印的时候，

不知心理阴影面积有多大。

试图将权力关起来的大唐法律制度笼子，几乎成了纸糊的。

正如李必对太子所说，“所谓依法治国，如今看来，不过是右相的一言堂罢了。”

在林相看来，唐律是他制定的，自然要为巩固个人权位服务。

林相的守唐律初心，毫无违和感的，变成了用唐律守卫个人地位的权欲。

初心蒙尘的，还有圣人。

永不落幕的宫斗

作为中国古代最伟大盛世——开元盛世的一手打造者，天宝三载的圣人，站在历史的新起点上，面向未来，充满信心。

他要将盛世辉煌，从开元旧时期延续到天宝新时代。

这是圣人的盛世初心。

试问哪个皇帝不想比肩尧舜禹汤，让治下太平安乐，盛世绵长？

只是，圣人的心中，承担盛世初心的使命，只能由他一个人独自扛起，乾纲独断。

花萼相辉楼的宫宴上，86岁的何执正，老泪纵横地劝圣人，要记得开元年间的朝气蓬勃，君臣和衷共济。

圣人对着何执正狂吼：“旧历已经过去了，现在是朕的天宝！”

是的，现在已经是天宝，圣人手中已经握有绝对权力，耳中只能听进去山呼万岁。

旧历开元前中期，圣人的皇权事实上处于被制衡之中。

张说、张九龄等宰相的行政能力虽然较差，但政治操守很强，谋划政事善于从全局着眼，顾全大局，不会因贪图一时之利而放弃长远根本；

更重要的是，敢于直言极谏，敢于和皇帝硬碰硬据理力争，指出政策失误。

他们有着独立的政治主张，从道不从君，使得皇权不至于过分伸张。

开元不完全属于圣人，而是君臣共治。

开元二十四年（736年）十一月二十七，张九龄罢相。林相成为首辅宰相，其党羽全面登台，接管朝政。

林相等人虽然办事能力极强，但处理事务只从一隅一处着眼，不考虑制度变革可能带来的长久隐患，导致中书门下决策执行合一政治机制和边防军区节度使体制的改革，均走过了头；

而且大多政治操守不行，贪赃受贿倒是其次，更重要的是，在政事上一切惟圣人旨意是从，从不敢抗拒林相的任何指示。

而且圣人全面起用林相及其党羽后，改变了之前遇有大事和宰相班子集体讨论的决策方式，遇到问题就任命具有这方面能力的人担任使职、差遣，让其组建办事机构，授予全权处理。

而担任使职、差遣的官员，往往越过宰相班子直接对圣人或林相负责。

朝廷的权力完全集中到圣人和林相手中，唐朝自太宗以来形成的集思广益、广开言路决策机制被废弃，朝廷重大决策失误不可避免。

剧中圣人落难，流落平康坊之时，大伯甲说的那句，“（圣人）人老了，脑子糊涂，做不动事，都正常”，看似轻描淡写，实则道出了天宝年间朝廷决策机制的最大风险。

走向新盛世的路，只能圣人一个人去走。

太子亲儿子也不容置喙插嘴，帮忙照看。

朕不想给的时候，你不能来拿。

对付太子，圣人不能亲自动手。

那样吃相太难看，有伤皇家颜面。

天宝三载，即将冲破六十岁大关的圣人，面对羽翼日渐丰满的太子，终于下了最后决心，决定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林相。

剧中太子委屈地问圣人：“父亲心中，儿和右相，谁对大唐更有用？”

《长安十二时辰》此时此刻圣人一句“林相”的怒吼，恰是真实历史彼时彼刻圣人的真实想法。

《长安十二时辰》剧中时间两年后的又一个上元夜，天宝五载（746年）正月十五，太子秘密与手握财权的小舅子韦坚相见。

然后韦坚又在道观见了西北大将皇甫惟明，嘀嘀咕咕不知说了什么事。

林相发现后，诬告太子勾结军队，要发动政变，抢班夺权。

圣人当即将韦坚、皇甫惟明贬到地方上当刺史，后来又将他们赐死。

太子为撇清干系，被迫与太子妃韦氏离婚。

到了年底，太子另一个老婆杜良娣的父亲杜有邻，被女婿柳勣告发勾结东宫，图谋不轨。

案子被林相揽下来，拼命往太子身上扯。

太子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又将老婆杜良娣抛了出来，和她脱离夫妻关系。

杜良娣被废为庶人，老爹杜有邻被活活打死。

开元二十九年（741年），信安王好不容易拿下的石堡城，被吐蕃从盖嘉运手中抢走。

盖嘉运在《长安十二时辰》中出现过，就是拒不发兵救援张小敬第八团的那位。

为收复石堡城，圣人让王忠嗣兼任河西、陇右、朔方、河东四镇节度使，决心倾四镇之力攻克。

王忠嗣老成持重，建议厉兵秣马见机行事，要求暂缓进攻。

圣人很生气，林相乘机诬告王忠嗣要带兵进京，拥立太子登基。

幸亏圣人及时醒悟，把太子给摘了出来，只处理了王忠嗣。

太子这才躲过一劫。

通过这三次大案，林相虽然没把太子给掀下马，但几乎把太子的班底给清除干净。

太子刚刚长出来的一点羽翼，被拔得毛都不剩。

作为太子的智囊，李泌明白，这一切的背后，都是圣人那只看不见的手，在翻雨覆雨。

剧中李必曾对高力士说，“太子和右相争斗到今日，愈演愈烈，人都说是他二人争权，可实际这背后操控者，不正是圣人吗……是圣人在用平衡术，只有太子和右相，把精力放在争权之上，这大唐之权，才会掌握在圣人手中”。

林相是条狗，圣人才是拽着狗绳，指挥狗去攀咬的人。

正是因为看破这层，所以历史上的李泌才在十二年后，死死拉住了要向林相复仇的太子。

那是在至德元载（756年），太子终于借助安史之乱的历史进程，在灵武艰难登基接班，指挥平叛。

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

太子准备下令前线众将，收复长安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刨林相的坟，开棺鞭尸，踏上一万只脚，然后再挫骨扬灰，让他永世不得超生。

太子话还没说完，李泌就连连摇头，不可不可。

太子很纳闷，林相那条狗当年差点没把你生吞活剥，你还替他说话，李泌你是属圣母的吗？

李泌说，非也非也。林相后面是谁，太子你还不明白吗？你现在清算林相，不是等于要打倒圣人吗？

恨林相，就等于恨圣人。你让躲在四川巴山蜀水凄凉地的圣人，情何以堪！

现在天下乱成这幅熊样，你父子二人还相亲相杀窝里斗，还怎么凝聚人心，团结一致去平叛？

太子幡然醒悟，抱着李泌哭了个昏天黑地。

天宝年间三次大案后，太子的精神受到极大刺激，从此更加小心翼翼，隐忍不发，不到40岁就已经两鬓斑白。

他只有耐心等待。等待一个能让他彻底翻身的机会。

这个机会，圣人在有生之年不会给他，李泌拼尽全力也给不了他，只有初心不改的张小敬，能一箭射给他。

无法化解的死结

剧中张小敬在查案关键时刻问李必：“司丞曾说，不顾一切，要护长安百姓周全。此时，初心可改？”

李必回答：“不会改。”

接着反问张小敬：“张都尉历此磨难，是否仍像当初承诺的那样？”

话外音是，你张小敬一边为犯险查案，一边受奸人陷害，还会不会心甘情愿，为朝廷效力？

张小敬回道：“朝廷是朝廷，百姓是百姓。”

话外音是，我张小敬的初心本来就不是为朝廷卖命，而是为我唐百姓服务。

这份初心，也是李必的。

李必曾对张小敬说，他之所以要当宰相，是因为“宰相能守天下百姓。上天生我在这钟鼎世家，就是要我担大任，以我心智福佑大唐百姓”。

但是，李必的初心曾经有所动摇。

相对于福佑大唐百姓的初心，他更珍视辅佐太子接班和个人拜相辅政的初心。

何孚后来问李必：“你这么查案子是为了什么？为了大唐百姓？你真关心他们吗？”

李必无言以对。

何孚大笑：“被我说中痛处了吧！”

大灯楼里，李必做得最多的，是苦苦哀求龙波放过太子。

只有太子在，他才有拜相的可能。

幸好，大灯楼爆炸后，九死一生的李必及时醒悟，表示“职在查案，查明真凶才是忠于职守，我才能保护长安”。

算是找回初心。

但朝廷大臣并不个个都像李必，他们和初心愈行愈远。

天宝年间，朝廷的政治经济财政军事，几乎都面临着无法化解的死结。

政治上，使职差遣体制和原有的三省六部体制叠床架屋，事权不分，责权不清，无人负责。

经济财政上，赋税负担几乎全部落到小民头上，大量自耕农无法承受赋税徭役，被迫逃亡，成为流民。

军事上，节度使尾大不掉，军事力量内轻外重。

而这所有死结背后最大的死结，就是朝廷忘记了大唐开国建政时的初心——以民为本。

忘记初心的朝廷核心决策圈成员，必然承担不起将唐朝各项事业再推上一个新台阶的历史使命。

从圣人到林相，再到把林相咬下台的杨国忠，所有改革的出发点，都是为了尽可能收敛钱财，解决眼前矛盾尤其是财政危机，而不是国家的长治久安，百姓的安危冷暖。

户部小吏祝慈对落难圣人说的那句，“长安今日之繁华，已是在吸万民骨髓。然而，又还能吸多久”，无疑道出了天宝年间错误改革路线造成的最大恶果。

就连何执正、郭利仕这些人，一系列辗转腾挪的背后，也是为了让太子顺利接班，而非长安黎民安危。

暴恐阴云压城之时，李必曾问郭利仕：“那长安百姓怎么办？”

郭利仕白了李必一眼，说得很明白，很干脆：

“大鹏展翅九千里，它看不见地下的蝼蚁。”

剧中的蝼蚁，是龙波和他的一帮兄弟。

历史中的蝼蚁，是庞勋，是王仙芝，是黄巢，是被朝廷忘记的百姓。

正是这些蝼蚁，给了唐朝致命一击。

李唐宗室的不肖子孙们，忘记了唐太宗“为君之道，必先存百姓”的初心，背弃了唐太宗“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圣训，终于把盛世繁华，酿成一杯乱世苦酒，自斟自饮。

只有张小敬，虽历经磨难，仍不改初心，无愧使命。

他说：“我是个兵，兵就是守护别人的。”

这是他一生永远的初心和使命，道心坚定，灵台无尘。

他边关打仗是为保卫大唐百姓，缉拿暴恐分子是为护佑长安黎民。

大灯楼里，他想尽办法，心心念念尽快疏散百姓，避免波及无辜。

和李必一起归隐江湖后，张小敬还念叨着：“我到哪都是个兵，他日长安要是再有危险了，再回来。”

他一切行为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只有天下苍生。

最终，历史上安史之乱爆发，圣人跑路到马嵬驿，张小敬一箭射杀祸国殃民的杨国忠，也把摆脱父皇掌控的机会射给了太子，更把通过组织人事调整，来扭转朝廷路线政策方向的机会，射给了大唐。

杨国忠被杀后，护驾禁军发动兵变，太子趁机与圣人分道扬镳，独自北上发展。

大唐这才能在安史之乱的大退败中振衰起敝。

平定叛乱后，朝廷又强力推行两税法的赋税制度改革，按土地多寡、财力大小，而非人口多少分配赋税负担，让富户成为赋税主体，纾缓民力，向着存百姓、恤民生的立国初心回归。

最终再次中兴，延续了一个半世纪的荣光，收获荣耀千古、国运长久的始终。

(来源:人民法院报微信公号)

古玺方寸地千年雁门关——唐中期“雁门郡之印”考略

三关冲要无双地，

九塞尊崇第一关。

这是雁门关北门嵌镶的砖刻对联。上联三关指雁门关、宁武关、偏头关，为长城外三关。下联指“天下九塞，雁门为首”。雁门雄关，北依雁北高原，南屏忻定盆地，群峰挺拔，依山傍险，是古代中原农耕民族抵御北方游牧民族南侵的天堑，历代镇守边关的咽喉，千古兵家征战之地，也是历代为无数文人墨客吟咏题颂的神往之地。

一座雁门关，半部华夏史，可见雁门关历史的悠久与文化的厚度。《雁门关志》载:“勾注山，古称陉岭。岭西为西陉关，岭东为东陉关，两关石头边墙联为一体，历代珠联璧合互为倚防。雁门关明代前址西陉关，东陉关倚防;明代后址东陉关，西陉关倚防”。由此可见，雁门关的关城在明代是有变化的。古雁门关北口为白草口，南口为太和岭口。明代以来雁门关北口迁为广武口了。雁门关东西两翼分别延伸至繁峙、原平。雁门关整体布防概括为“两关四口十八隘”，古代在这设隘口十八座。雁门关作为万里长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战争最为频繁，知名度最高，影响面最广的古关隘之一，被誉为中华第一关。

雁门向北，就进入塞北的大漠了。雁门关的历史，最早要追溯到战国时期的赵武灵王在此与匈奴作战。汉朝名将李广、卫青、霍去病都曾经率兵和匈奴在此作战。李广就曾任过雁门太守。宋辽之战，杨家将的故事家喻户晓，雁门关就是宋与辽对峙的主战场，现在景区内还立有杨六郎的塑像。据传雁门关北口白草口原名败草口，就缘于杨业兵败此地绝食而亡。宋夏之战，时任并州通判的司马光经此视察麟州屈野河西边防。抗日战争中，我党领导的八路军在此狠狠打击了日本侵略者，取得著名的雁门关大捷。而以雁门为名的雁门郡，也历经秦、汉、隋、唐，前后多次改复置废，至唐肃宗乾元三年，前后共一千多年。雁门关因其独特的军事地理要冲和奇异的山河风貌，历来为文人骚客所咏诵。诗仙李白云“昔别雁门关，今戍龙庭前。惊沙乱海日，飞雪迷胡天”，把雁门关平川走沙、胡天飞雪的壮丽景象描绘得栩栩如生。

中唐魏博节度使田承嗣就出身雁门田氏，系唐朝中期将领、军阀、藩镇，安东副都护田守义之子。史载田承嗣骁勇善战，跟随平卢节度使安禄山，屡立军功，迁左武卫将军，率军攻陷洛阳。安史之乱平定后，归降朝廷，拜魏博节度使。而后田承嗣割据一方，不听朝令，魏博镇俨若独立王国。唐代宗实行姑息之政，用心笼络，下嫁永乐公主，授予检校左仆射、同平章事、封雁门郡王。汉书名碑《鲜于璜碑》主要叙述鲜于璜的祖先世系及其生平仕历。鲜于璜初举上郡孝廉后，曾为度辽右部司马、赣榆令、太尉西曹、安边节使等，终官雁门太守。他为官乏善可陈，过世后却为现代书法爱好者留下一套名碑，也不失为一个美谈。

今天，我们有幸让藏友从日本回购的“雁门郡之印”重见天日。这是书法、金石史上的一大幸事。那么，这方官印是什么年代的呢？这方古印背后有什么鲜为人知的故事呢？

“雁门郡之印”为铜质、鼻钮，方形，纵5.5厘米横5.5厘米，通高4.3厘米，重261.6克。印背镌刻“雁门郡之印”五字，为楷书款。从印面印文风格和鼻钮的形式来判断，当为唐朝的中期的雁门郡官印。

雁门设郡，要追溯到公元前300年。《史记·匈奴传》记载：“赵武灵王二十六年（前300年），亦变俗胡服，习骑射，北破林胡、楼烦。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而置云中、雁门、代郡。”唐朝于天宝初年设雁门郡。《旧唐书》卷三十九记载，“代谢中都督府，隋为雁门郡，武德元年置代州总管，管代、忻、蔚三州。代州管雁门、繁畴、崞、五台四县……天宝元年改雁门郡，依旧为都督府，复为代州……。”唐朝建国之初，武德元年（公元618年）改雁门郡为代州。天宝初年（公元742年）复置雁门郡，至乾元元年（公元758年）又改为代州。由此推断，唐朝雁门郡建置存续为公元742年至公元758年之间，前后共16年。所以，该印当为唐中天宝至乾元年间的雁门郡官印，其“年龄”应该有1360多岁了！

对于印章的研究，从元明文人印初兴以来，至明清时期，印学流派纷呈，而近代更是景象繁荣，名派林立。秦汉印无疑是人们关注的热点，他们高举“印宗秦汉”的大旗，一时使得除秦汉以外的印章备受冷落。尽管浙派鼻祖丁敬提出了“早知唐宋元朝妙，何曾墨守汉家文”的口号，但追随者却也寥寥可数。直到晚清瞿中容《集古官印考证》首倡隋唐官印考释研究之先河，继而民国金石学家罗振玉大力搜求辑其印文成《隋唐以来官印集存》一书。该书共收官印225枚，其中隋唐官印25枚，成为研究隋唐以后历代官印的必备书目。上世纪七十年代罗福颐所著《古玺印概论》，从古印书体、名称、钮制、材质、类别到古印的由来、古印时代、用印遗迹、印文排列方式等诸方面做了全位的研究。其中对隋唐官印从印文、形制方面详细并举例说明，归纳精准的鉴别要点。当代孙慰祖先生所著《隋唐官印研究》一书，可以说是目前为止最全面、最系统、最具权威性研究隋唐官印的专著。该书总结前人隋唐官印研究成果，广泛罗列新近发现文献资料，通过由官而私，由内而外，由前而后，由实物到文献的多层面考究，对隋官唐印分期考释，其体制的形成，材质制作工艺均有系统的研究。这些研究成果为鉴定隋唐官印提供了非常宝贵的参考和系统的指导，同时也丰富了金石学、书法篆刻学、考古学的学术内容。据孙慰祖《隋唐官印研究》介绍，目前发现的隋唐官印仅三十余方，其中大多数仅仅只见印文。可知隋唐官印非常稀见，学术研究也滞后秦汉印。但通过几代学者筚路蓝缕，使中国印史这一薄弱地带逐渐呈现出比较清晰的轮廓。所有这些研究成果对于我们今天来考略“雁门郡之印”，从学术上提供了极大的帮助。

“雁门郡之印”印文释读

“雁门郡之印”印面五字，分作两行排列，第一行“雁门”两字，第二行“郡之印”三字。印文为小篆阳文，边框粗细与印文相同。印文结体严谨，线条屈曲盘绕，笔画圆润，篆法婉约秀美，线条流畅自然。章法上，根据字的笔画简繁艺术性地做伸缩挪移处理，匠心独具。“雁”字笔画多，占用空间大，“之印”笔画少占用空间小。为追求印文布局上整体的匀称，笔画最少的“之”字，通过盘曲笔画的形式使印面平衡。这种屈曲处理既不突兀，也与其他字十分协调，画面也更加美观。比较“之印”二字的篆法官形，风格在唐官印大多比较接近。再看印文与细边框的搭接连接安排得也极为精妙。印文与边框三向均是有笔画搭连，雁门右边全空无任何笔画搭连，可见篆印者安排无程式化的匠气，其余三向边框均有三笔与边框相连，这样顺势而为，顺“印”自然，珠联璧合。“门”字的大块留白和“门”字上部中间横画斜插可谓点睛之笔，使严谨端庄的印面增添了无限生动活泼的美感，仿佛两柄神剑化作门栓，紧紧锁住雁门雄关。

＂雁＂和＂鴈＂，古代通常混用。汉许慎《说文解字》里解释，雁者，鳥也，从隹从人，厂声，读若鴈。雁字形声兼会意，雁是一种鸟，隹，人（亻)表意，厂（an）表读音。甲骨文隹的字形也和鸟的字形非常接近。可见＂鸟＂和＂隹＂在造字时时常互换，比如鸡的繁体字＂鷄＂也可以写作＂雞＂。因为大雁在迁飞中根据空气动力学原理，是按人字或一字有序排列行进的，所以在古汉语古诗词中，“雁序”又表示兄弟之秩。而每年大雁南飞都是定期的，从白露开始，到寒露结束，仿佛佳人守约一般。所以，古人又多以鸿雁来比喻爱情，如“雁字回时，月满西楼”。

据研究，唐朝铜官印制作方式大致可分为焊接法和整体铸造法。整体铸造法印风，能于浑厚苍茫中见精微，流动中见迟涩朴茂，有水墨淋漓之趣。焊接法官印又称“蟠条印”，是先铸好印体，印面内凹成腔，再根据文字造型蟠绕焊接在印腔内而成，其特点线条便于操控，雅洁劲挺。二者呈现的印面效果最明显的区别是笔画相交处的衔接形态。焊铸法笔画相交处大多会出现分离的状态，有的甚至出现位置的偏移，如＂金山县印、武夷县印＂等。整体铸造法由于铸造工艺的原因，笔画交接处衔接点明显粗大于笔画，且内夹角边缘均有明显的内弧线，给人的视觉效果非常牢固，整体印面熔为一体，如＂万年县印＂。＂雁门郡之印＂笔画交接处衔接点饱满，较笔画更加粗壮结实，故此制作工艺当为非常典型的整体铸造。

唐代由于经济社会的高度繁荣，其各种艺术也达到了一个巅峰昌盛时代，诗歌、绘画、书法都取得了突出的成就。篆书这一古老的书体在唐代出现了新的繁荣景象，是在汉魏以后出现的篆书发展高峰，书法史称之为“篆书中兴”。代表书家有：李阳冰、卫包、唐元度等。唐代“篆书中兴”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得益于唐承隋制，科举取士，国子监专设书学为品学之一，立博士为教。当时既要学习古今不同的字体，也要明了字体的源流正变。正是这种严格的训练，结束了北朝以来文字混乱的局面，开始了唐人尚法的风气，也使人们对篆书的认识有了很大的提高。此后，朝廷还专设校书郎一重要职位，担纲者都是饱学之士。据《大唐六典》载：“时有校书郎正字之官，其职责是掌管典籍校刊，文字刊正工作，校刊整理的书籍共有五种字体，第一是古文，已废弃；第二种是大篆，只在刊载石经使用；第三种是小篆，用于印玺，幡碣；第四是八分，用于石碣，碑碣；第五是隶书（指当时通行的楷收），用于典籍、表奏，公私文疏。”于是便形成了唐初至唐中这一时期所谓的篆书中兴。篆书名家有成就的都是小篆，《唐六典》明确入印采用小篆，这样名家的书风自然影响了当时官印私印文的风格。

有研究者认为，隋唐官印的区别之一在于“之印”与“印”之不同。唐代官印与隋代官印关于辞例有无“之”字的区别，罗福颐先生的认为，唐代官印多有“之”字，不用“之”字者多半为隋印。但在长安大明宫遗址出土中晚唐封泥中发现有加“之”字的，也有无“之”字的。罗福颐的观点就要辩证地来看了。从仅存数例隋官印中确未见“之”字，有加“之”字可以认定为唐代官印的观点还是要仔细考究、认真商榷的。孙慰祖先生在《隋唐官印研究》里提出保守的观点：“左侧‘县之印’三字风格一致，唐代官印是统一制作，还是有本所依，还需史料进一步证实，而且此类现象在中唐较为常见。”笔者以为从《唐六典》明确入印采用小篆这一要求，从逻辑推理对于最能代表执政权威的信物的文字应该是统一。既然外形形制，尺寸大小，印文辞例有统一的定制，印文更应该统一。也就是说带“之”的肯定唐朝的，不带“之”未必是唐朝的。

“雁门郡之印”形制和背款的考究

为了将隋唐官印从形制上与其它官印中区别出来，罗福颐先生通过对故宫旧藏几方的隋唐官印研究，归纳出隋唐官印的基本特征：一是加大了的鼻钮，二是有些有背款有印文铸出、印文篆书。隋唐官印的区别在于，隋印印钮“明显保留着汉晋鼻钮形式，钮顶呈半圆形，鼻厚而宽，孔穿较小，也是半圆形，整个外形完全是汉晋鼻钮的放大。”而“唐代官印的钮制与此有较大的差别，钮变高、薄、窄，孔穿随之变长，向后发展经五代至宋，逐渐形成橛钮，则完全失去鼻钮的形态。”由此，汉晋隋唐官印印钮的变化脉落已非常清晰：隋朝鼻钮加大，至唐朝早朝印钮变高变细，而到了五代宋变鼻钮为橛钮。官印制度的变化，学界关注的大多是印面的大小。隋唐官印的尺寸的增大，一般在5-6厘米之间。据孙慰祖先生研究唐官印印面平均尺寸为5.5厘米左右，“雁门郡之印”尺寸为5.4厘米，符合唐印官制。现就故宫博物院藏“中书省之印”与“雁门郡之印”背款做一比较，中书省之印可谓是公认的中唐官印标准器。其印面尺寸为5.7*5.6厘米，“雁门郡之印”尺寸为5.5*5.5厘米。二印尺寸相差无几，形制基本一致。

隋唐官印的鼻钮有一个从粗大到高细的变化，鼻钮也标注出具体尺寸。根据孙慰祖先生《隋唐官印研究》中隋官印和唐官印中的标注的通高数据计算，隋印平均通高3.25厘米，唐官印平均通高4.21厘米左右。“雁门郡之印”鼻钮与之比较，“雁门郡之印”通高为4.3厘米，略高于唐官印平均值。由此可见，“雁门郡之印”钮的高度、厚薄、宽、窄，孔穿的长度完全符号唐中期官印的形制。

焊铸法“金山县印”

整体铸造法“雁门郡之印”

我们仔细观察这方印的鼻钮会发现，鼻钮的绳口隐隐约约能看出有磨损的痕迹。这说明鼻钮不仅是方便盖印时把握力度，同时可以看出，当时的官吏为了使用和携带方便，确实是用绳子拴系着鼻钮的，类似当今时髦女孩的手机链。用放大镜还可以看到鼻钮绳孔内侧，沉淀着微量的泥沙，已经和锈斑锈蚀融合在一起了。

隋唐官印除了印面尺寸、钮制、印文用印制度方面不同隋唐之前以外，还有一个显著标识，就是官印在制作过程中出现的背款。秦汉时代，官印基本不署款。这也是后来文人篆刻款识的滥觞，隋唐官印背款大多凿刻，内容大多为印面释文和制作、颁发印章年月的文字。诸如隋“广纳府印”印背上镌有“开皇十六年十月一日适”，唐中书省之印、武夷县之印、平琴谢之印均有释文背款。这些背款文字有的凿刻一行，有的分两行，大多为楷书。学界对背款问题有两种说法，一种为释文加年款的定为隋代，一种为单有印面释文的定为唐代。但从现有资料来看唐代官印未发现有年款的，隋代官印也有无款的。格式上有做一排凿刻的，也有做两排凿刻的。故宫博物院藏“中书省之印”背款分两排凿刻“中书省”三字已剥泐不清，“之印”两字清晰可见，与“雁门郡之印”背款“之印”比对，字体风格大小及凿刻的位置如出一人之手。不知当时是否是官方严格要求的定制，但从多件唐官印中发现此背款至少也可以认为是当时的制作习尚，或许也是约定俗成。

“雁门郡之印”皮壳及锈色

唐代百官“皆用铜印”，是一种明确的制度。铜印由于长期埋藏于地，距今已有一千多年，经过长时间的酸化腐蚀及氧化锈蚀。因此，铜印的锈斑是由内向外一层一层长出来的。细观“雁门郡之印”贴骨锈坚固细密，红斑绿锈层次分明，贴骨处黑锈，黑锈之上为红锈，再之上呈绿锈，绿锈有明显的结晶斑。在一百倍放大镜观察锈色绿、蓝锈色很有魅力，它给本有着沧桑之美的铜印增添了一抹神秘的色彩，从皮壳包浆来看当是新中国成立前出土，其坑口具有典型的北方特征。南方的坑口红绿锈居多。这种红斑绿锈层次分明，由黑而红，由红而绿，锈而结晶，当属北方的坑口。唐代官印能保存如此完整的品相非常难得。

结合存世的公私馆藏隋唐官印进行比勘，“雁门郡之印”印面印文风格，形制特征，结合背款和锈色，都完全符合唐中朝官印特征。使用时间约为中唐天宝（公元742）至乾元（公元758）年代。唐朝官印由礼部掌管，从印的颁授、铸造、置印、改铸到废印缴销都有一套严格的管理制度。据宋人宋敏求《春明退朝录》记载，规定作废或不用的官印要上缴，一律交礼部员外郎，先在厅前的大石上碎其字，然后再销废。因此，唐代官印传世非常稀少。

匹马向何处，北游殊未还

寒云带飞雪，日暮雁门关

一路傍汾水，数州看晋山

知君喜初服，只爱此身闲

如今的雁门关已不是苍凉的边塞，中唐的雁门郡也离我们远去了一千多年。安史之乱，田承嗣反复降唐又叛唐，这枚雁门郡之印回放了一千多年前那次盛世的战乱。仔细把玩这方斑驳锈迹的“雁门郡之印”，我们仿佛听到那远古的勾注山下金戈铁马中的千年厮杀声，仿佛听到了王昭君“汉恩自浅胡恩深”的不尽哀怨，仿佛听到了范文正公“衡阳雁去无留意”的浅浅低吟，仿佛听到了杨业慷慨赴死、绝食而亡的无奈悲叹……往昔不可追，远去了鼓角争鸣，暗淡了万光剑影，唯这方雁门郡之印还在提醒我们，和平来之不易，发展更须努力。（玉平半铁）